1990年2月8日 九三学社名誉主席许德珩逝世

2020-11-13 21:38 · rilila.com

在30年前的今天,1990年2月8日(农历1990年1月13日),九三学社名誉主席许德珩逝世。

我国发行的许德珩头像邮票

1990年2月8日,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九三学社名誉主席许德珩逝世,享年整整100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德珩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德珩生于1890年,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用大字写《幼学琼林》、《诗经》、《左传》,再大一点儿,他便帮助父亲抄写文稿。“五四”运动中,许德珩受学生会委托起草并书写的著名的《五四宣言》,至今仍不失为书法珍品。新中国成立后,许德珩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国家水产部长,以后又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书法成了他最好的消遣和嗜好,这也是他能长寿并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秘决所在。

1932年9月,许德珩与家人合影于北平

1925年4月,许德珩与劳君展在法国巴黎结婚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在前进

五四运动中各地学生、青年团体散发的部分传单

1956年5月12日,国家主席毛泽东任命许德珩为水产部长

延伸阅读: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不做人上人 应做人中人 延伸阅读: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不做人上人 应做人中人

1958年,许德珩与周恩来总理在十三陵水库劳动

1981年2月5日,邓小平同志与许德珩在全国政协春节茶话会上亲切交谈

许进(许德珩之孙) 口述 刘畅 整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祖父许德珩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纵观祖父的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遭逢何种际遇,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变。为了民主与科学,祖父3次投笔从戎、3次被解聘、两次坐牢,在11所大学教过书,参加的社团及发起成立的社团有14个之多,参加有一定危险的政治活动10多次,出版著作和译作11部。

今日再议祖父,并不想简单罗列一些奇闻趣事,而是希望能从祖父的经历和人生选择中,让读者领悟到那一代人身上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气节。

撕碎唯一的被单写标语

在祖父的成长过程中,他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和教师经历的影响,二是社会的影响。这两方面让他最终成为五四运动的推动者之一。

1890年,祖父出生于江西九江风景秀丽的庐山脚下。少年时期,祖父从家中看到梁启超、邹容、章太炎等人的进步书籍,受到改良、维新思想的影响。通过中学老师的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5年,祖父考入北京大学。祖父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座迂腐的封建学堂,很多学生为了毕业后能做官,趋奉兼任教职的政府官僚。直到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要求大学生“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辞退了不合格的教师,聘请了很多学有专长且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

祖父入学第一学期,其父亲就突然病故了。失去了生活来源,祖父的学业无法继续。这时,幸好得到蔡元培校长的帮助,给了祖父一份翻译工作,每个月有10块大洋的薪酬。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10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祖父却能每月省出其中的5块大洋寄给他母亲,自己只在校门外简陋的饭铺里用火烧、素面充饥。

祖父说,他当时所有的家当就是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这床白sè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为了救国,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5月4日中午,全市3000多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不准他们进入。无奈,大家推举出祖父等4名学生作为代表,才得以进入使馆区将《陈词》递交给美国使馆。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到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

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跳了进去。他们打开大门,同学们一拥而入。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气愤的学生们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随之燃起熊熊大火。不久,大批警察和士兵蜂拥而至。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来,排队一起走,这样军警也奈何不得。但是,当时秩序混乱,没人听他的指挥。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军警逮捕了。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同学分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农民把自己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时,就是这样推去的。他认为他们肯定会被枪毙,于是大家相互鼓励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后来,经蔡元培等北京7所高等院校校长联名保释和孙中山、林长民等政治家呼吁,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蔡元培率领全校师生欢迎被逮捕的北大学生回校。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祖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回忆起往事。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您当年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还有两个月就能从北大毕业了,却去参与五四运动,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其实,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祖父并不满意,他也从不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自居。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半年后,祖父登上博尔多斯号邮船,赴法勤工俭学。

我的祖父和祖母便相识于法国。我的祖母劳君展是湖南人,1924年获得里昂大学硕士学位,进入巴黎大学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经蔡元培介绍,她认识了祖父。在蔡先生的极力撮合下,两人于1925年在巴黎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徐悲鸿、刘半农、严济慈等34人到贺。

祖父一生最热爱的职业是教书。上世纪20年代初,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登记表”时,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的是“劳动者教育”;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他填写的也是“教书”。

1927年1月,经蔡元培推荐,祖父结束了7年的旅欧勤工俭学,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因为课程受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后学校不得不将祖父的课程安排在大礼堂讲授。后来,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邀请,祖父到黄埔军校兼任政治教官。在广州发生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等学校传播社会主义知识。

1931年夏,在阔别12年之后,祖父回到母校担任社会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因此被当局逮捕,经宋庆龄、蔡元培等鼎力营救才被释放。出狱后,祖父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二·九”运动当天,祖父和祖母走在游行学生的队伍中,与同学们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昂首前进,身上的棉衣结了一层冰甲,同学们因此深受鼓舞。

祖父回到北大任教后,按理说,家里的经济状况起码也应该是中上水准。然而祖母却说,家中时常经济紧张。当年社会动荡,不少青年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宿等费用,还有一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也迫切需要经费支持。只要知道这些人有困难,祖父总会伸手相助。有的学生因为搞爱国运动而被迫离校或投身革命,只要找到祖父,他就会提供资费和盘缠。这样一来,我们家当年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次薪水发下来,祖父就先把钱分成5块或10块一摞,用纸包好,有人需要时,就拿出一摞。祖母劳君展有时候也会提醒祖父:“到家里来拿钱的学生实在太多了。”而祖父却并不在意,他说:“我当年就是靠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和我一样的学生。”

我曾看到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清扬在《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文中提及,1936年2月28日,她来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如何救国等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作为一个月收入数百元的大学教授,家中竟然没有什么现款,正如多年后祖父对我所说:“我和你奶奶把我们的收入用来搞抗日活动,我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生典礼。校长胡适发表讲话,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紧接着,祖父也发表讲话。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

后来,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我祖父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队伍。36年后,师生们再次相聚,老师已是耄耋老翁,学生也已年近花甲。大家共同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学生请老师为他们题字,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掀起了人生观的大讨论,北京大学的学生来找祖父探讨人生问题。还记得年逾九旬的祖父为他们题写了“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身”几个字,勉励他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服从中共中央的安排,离开了他的母校,到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了“官”,但是在青年特别是北大的师生面前,他仍然是教师、校友和同事。

1990年,祖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如何学习五四青年

我与祖父共同生活了30多年,祖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言传身教,经常会利用吃饭和休息间隙,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和人生感悟。

祖父与祖母有两儿一女。我的大伯留在老家九江,姑姑许鹿希1953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在解剖学教研室任教,她的爱人是“两弹”元勋邓稼先;我的父亲许中明1929年出生在上海,是电视技术专家,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人之一。他们都遵循祖父的教导,“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在科研岗位上尽心尽力、恪尽职守。

我出生于1959年,还记得在我上小学时,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无法上学。一天,祖父在天安门城楼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听到毛主席问他的一位亲属:“你读过杜甫的《北征》吗?你是学英语专业的,你知道英文中的知识分子怎么说吗?”对方一无所知。祖父看到此景,一回家就马上问我,并反复教我“知识分子”这个单词。后来,他找出一个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了“祖父给予进进小孙的抄诗词本”几个字,并亲笔把杜甫的五言长句《北征》抄在上面,一句一句地讲给我听,要求我背下来。他说,我们家的孩子不能不读古诗。这样,我未进小学,已经把《北征》背会了一半。后来,祖父用这个本子教会了我很多诗词,他让我在陆游的名字下面注明“南宋爱国诗人”;看到当时很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受批斗,他教我读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看到一批“竖子”靠造反起家,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他教我读苏轼的《洗儿》:“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任教,祖父很欣慰,一再告诫我“既要教书,又要育人”。还记得一次在饭桌上,祖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地主年末请他家的私塾先生吃饭,大腹便便的地主指着他的肚子对这位骨瘦如柴的先生说:“我的肚子这里有海参,那里有鱼翅,你的肚子里有什么?”私塾先生自豪地回答:“满腹经纶。”地主听闻后十分惭愧。讲过故事祖父反问我:“你的肚子里有什么?”我说:“兼而有之。”祖父听闻哈哈大笑,他说希望年轻人能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为国家富强而发奋读书。

祖父认为,学习五四青年,不要局限于了解当年谁放火烧了赵家楼,谁起草了《五四宣言》,而应该从五四青年的人生选择上得到启发。在大浪淘沙的100年中,很多青年曾投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运动中并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高于自己生命的青年,才是中华民族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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