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16日 “中国第一帮主”杜月笙在香港病逝

2020-09-16 14:32 · rilila.com

在69年前的今天,1951年8月16日(农历1951年7月14日),“中国第一帮主”杜月笙在香港病逝。

上海滩什么难事只要“杜先生”到场,“闲话一句”,就可解决。!

杜月笙

杜月笙,原名镛,字月生,后改月笙,以字行。1888年生, 上海人。早年与上海大流氓黄金荣、金廷荪合办三鑫公司,任董事长,以贩卖鸦片起家。1921年与流氓头目黄金荣、张啸林结拜兄弟,成为上海青帮头目之一。1927年率领流氓破坏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参加四一二政变,杀害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海陆空总司令部顾问,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董事长,全国船联会理事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事。抗日战争胜利后, 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第一任议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利用流氓组织“恒社”勾结军统。1949年逃往香港,任新界青山酒店董事,中国航联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董事长。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死。

杜月笙及门徒张啸林(左1)在杜家祠堂里

延伸阅读:杜月笙是如何切入上海金融圈的 延伸阅读:杜月笙是如何切入上海金融圈的

1928年初,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还在大开赌场(法租界的几大赌场均由杜月笙保护),但到了1931年,他名下的企业已经非常之多。全盛时期,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的企业、工厂、单位,就有56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更为可观。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

这些转变,是从他靠上南京党政势力以后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以1929年中汇银行开张为起点。

漂白出身:中汇银行财源广进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走私鸦片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为什么他想起要办银行呢?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

杜月笙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而要跻身上流社会,尽贩卖鸦片总不是办法。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另外,杜月笙的场面已经做得很大,其经济开支日益膨胀,而随着他从烟赌两行逐渐退出,原有的收入大减,盘子有点兜不转了,这时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银行账户。借钱这种事,可以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因此求人不如求己。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懋棠是英国银行的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贯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两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

杜月笙对名门巨户的桃sè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向来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是也可从中得利邀名。即以徐懋棠这一桩家产纠纷来说,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连威逼带利诱,以50万元打发了她们,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

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招”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做主,杜是董事长。

据说,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霖。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烟赌的摊档老板无不是腰缠万贯,杜月笙只要招呼一声,他们的巨额流动资金都从别的银行、钱庄转入中汇。

当时开张的时候,银行业的同行都来捧场,送的“堆花”就颇为可观(堆花为当时上海银行同业中的规矩,凡有新银行开张,同业银行都要在银行开幕当天向新银行存进一笔款,表示道贺,称为“堆花”),所以中汇不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就声名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漂白背景:通商银行政商暗结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可见和北洋势力渊源深远)。

当时,通商银行的大权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手中。但他眼光不够长远,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此君还在到处为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大帅筹措军费,还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杀气腾腾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将他通缉,逼得他逃往日本人占领下的大连不敢露面。

后来经傅筱庵一帮亲故的疏通,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说情,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于1932年6月改组董事会,顺理成章将杜月笙、张啸林等增添为董事。

1934年,通商银行花了210万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以装饰门面。但到了第二年,由于银行挤兑,银根抽紧,经杜月笙之手将这座大厦以18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这件事上,杜月笙帮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则帮助杜月笙继续掌握鸦片市场的控制权。

然而,杜月笙虽然开始只是列名为通商银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银行的“太上皇”了。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设法借到些现金,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于是,杜月笙便让人在运钱时以帆布盖着车,露出一些真钞,而究其实,除了露出的真钞外,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废纸。卡车开到通商银行门前,在挤兑者众目睽睽下,门徒们将一捆捆钞票搬进去,随即又于夜间从后门悄悄将这些钱运走,如此反复,挤兑者心态渐趋平稳。

同时,杜月笙又令门徒拿大把钞票,在通商银行装成存款的样子。他还召集烟、赌、娼各界老板开会,要他们不要赶这个热闹来添乱子。这些老板们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纷纷到通商银行存款。如此一来,挤兑风潮最终平息下去,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控制权。

不过,知情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势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们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因为银行大笔资金投在营业大厦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只得上门求杜月笙“排忧解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杜月笙给人家下的套,解起来还不容易?上面说到的通商银行大厦贱卖的事,就是在这次挤兑风潮中chu现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从建政开始,就在想方设法控制全国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脉,而杜月笙则和这股势力合谋,趁机坐大。

漂白面子:大达轮船风生水起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靠的是“三杨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从1931年开始,杜月笙全面插足上海的工商业,在自己银行家的头衔上又摞上顶实业家的帽子。

这一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张氏兄弟以在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起家,在清末民初横踞江苏一带,上到总理总统,下到督军巡按,以及府县衙门,都得买他们的账。

当杜月笙崛起上海滩的时候,张謇故去,张氏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破产,张家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张謇的一个独子张孝若苦苦支撑着几个企业,其中盈利还算可以的就是大达轮船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

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青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

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的管理权。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杨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运业的码头,他就要在这个码头发号施令,不肯屈居人后。当时航运业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本是蒋介石的大金主,其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还有他同乡开办的平安、达兴等公司实力也颇雄厚。

他们看到杜月笙插足航运业,心下当然感到威胁。三北公司、达兴公司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杜月笙暗中授意,让上海航政局长从中作梗,致其通航苏北的许可证迟迟办不下来。虞洽卿等据理力争,在航运界调停下终于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航线。

可是他们有摆不平的关系,杜月笙却能摆平,那就是江上做着“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是此道中人,他请出苏北青帮的头面人物“高老太爷”高士奎传话,让这些洗劫轮船的兄弟“看菜吃饭”,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请高抬贵手,至于其他公司,杜月笙并不干涉。

这样一来,上了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轮船,就等于上了一道保险,当然是顾客蜂拥云集。后来,在惨烈的价格战之后,三北公司竞争不过大达轮船公司,只好转而和大达合营,划分势力范围。杜月笙就此巩固了其航运业的地位。

漂白地位:面粉行业头把交椅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生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他在赌场大败亏输,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仅以109万元的低价将其纳入囊中,而实际上,这笔钱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北方回来,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向杜放贷。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面粉厂,多达几十家,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难度甚大,所以必须另出奇谋。

王禹卿多年来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个面粉厂,经验丰富,声望卓著,是荣氏企业的台柱子。杜月笙的第一步,就是以高价将王禹卿从荣氏兄弟手中挖了过来。第二步,打入面粉业的行业协会。

当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有两派势力,一派是上海面粉业公会,一派是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氏兄弟的影响主要在前者。而杜月笙有个得力助手叫杨管北,此人祖上在扬州、高邮一带曾开设面粉厂,故此与三省面粉业公会颇有渊源。适逢1931年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反而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

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面粉业公会活动,为减轻同业的负担而奔走呼吁。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匪浅,“交关要好”,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不过是“闲话一句”。

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级级畅通无阻,最终水到渠成地取得批准。各厂商对杜月笙自是感激不尽。于是,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在杜氏暗中支持下,荣宗敬等便以其在维护同业利益上无所作为,受到各方抨击,而杜月笙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漂白身份:上海商业呼风唤雨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滩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华人商界组织——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发生了兴趣。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其实和杜月笙关系还算融洽。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

况且,阿德哥(虞洽卿的外号)不仅从商资历之深非杜月笙这种十六铺毕业的水果行门徒所及,而且蒋介石当年北伐之后东进江浙和上海,阿德哥也是出了大笔银子的,故政坛的水深水浅,他都趟过。这样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将他拉下马来,取而代之,一时之间恐难奏效。经过再三盘算,他决定将一个可资利用的人选王晓籁作为替身,将其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关系较多,被虞洽卿引为心腹。此人还有个外号“多子王”,可以和四川军阀杨森媲美,因其姨太太和子女几乎“多不胜数”。一个可能真实的笑话是说,他在抗战结束后从重庆返沪,进了自家院子,见一小孩在游玩,乃兴味盎然地摸着孩子的头说:“小毛头真可爱,是谁家的孩子啊?”结果保姆匆忙跑出来拉着小孩子说:“宝宝,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

杜月笙对“多子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当时王晓籁有意出任鱼市场总经理,但不少渔民和鱼行经纪人对王晓籁并不支持,可见他在社会下层没有势力,不能服众,即使虞洽卿在上层支持他,也无济于事,乃向虞洽卿请求辞职。

无奈之下,当虞洽卿请王晓籁推荐继任人时,王曾气愤地说:“杜月笙!”他或许已经知道,让自己塌台的后台就是杜月笙。这时的杜月笙并未一鼓作气换掉王晓籁,倒是转过头来去拉拢他。杜很畅快地答应让王晓籁留任,只要王听话就行。一得一失之间,王晓籁自然知道如何取舍,以后便逐步靠拢杜月笙了。

此后,杜月笙在鱼市场有了股份,被推为董事长。再之后,杜月笙又着手拉拢市商会关键人物之一的骆清华,也无不奏效。眼见得旧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边,而且跟杜是如胶似漆,关系比跟自己还火热,在商场奋斗多年的虞洽卿也心生凉意,去意渐生。于是,在杜月笙的筹划和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是言听计从,而上海市商会也就纳入了杜月笙影响力之范围内。

漂白权力:上海“黄色工会”调处有道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sè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邮务工会的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年轻有为,非常精干,是上海七大黄sè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杜月笙从别人口中听到陆京士,非常欣赏,派人去找陆京士,说是杜先生想结识他,请他得空来一趟杜公馆。

陆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权势熏天的杜月笙青睐,自是惊喜过望,有点受宠若惊,连忙登门拜访。杜月笙对他大大夸奖了一番,更是让他感激涕零。

于是,陆京士顺势提出拜杜月笙为老师,杜月笙满口答应连声说好,这样,陆京士笼络了自己一帮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人合计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同好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五十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最大的一帮势力。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

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上海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如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出身工运后来到市党部管工运并在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长的陆京士,和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等。杜月笙一出面调解,当然大家都得给他面子,因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这些工运领袖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他好面子,自以为在上海滩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觉得自己说出去的话各方面都应该接受,不然就是塌他的场,跟他过不去。所以,朱学范等人组织罢工的时候,事情弄僵了请杜月笙解困,工人这一边,一般都是扯顺风帆,先做一些让步,给杜月笙面子,这样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资方给他面子,做出一定让步。

操控术

杜月笙从黑转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总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帮势力,在经济界、产业界的各种冲突中以“中间人”“调解人”进而是“主持人”的身份来“排忧解难”,而这些“忧难”暂时解决之后,卷入纠纷的几方势力都发觉,他们自此再也离不开这位大热心人“杜先生”了,否则又将事无宁日。杜月笙总是使自己处在三角形的顶角位置,跨在另两个对立的角上面,安稳地建构他的权力金字塔。

所以,有冲突的地方就有“杜先生”,上海滩什么难事只要“杜先生”到场,“闲话一句”,就可解决。没有冲突的地方,为了能够打入其势力,他也会制造出冲突来,再装模作样很“公道”地解决。他的解决办法,总不外乎软硬两手,黑白两道,明暗两面。软的不行来硬的,黑的不行来白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中,杜月笙织就了笼罩上海滩,甚至遍布全中国的权势网络,成功地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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