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8日 香港公务员冻薪一年

2021-10-12 16:03 · rilila.com

在21年前的今天,1999年6月8日(农历1999年4月25日),香港公务员冻薪一年。

自上世纪70年代,港英总督麦理浩推行所谓“高薪养廉”政策以来,公务员就成为香港人眼中的“铁饭碗”:不仅收入比外界要高,而且绝少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薪水按年资逐年递增。社会上对此十分眼馋,许多人一边争夺公职空缺,一边斥责公务员待遇过于优厚。但是,公务员也有“冻薪”(暂停涨薪)的一天,这倒有些出人意料。

1999年6月8日,香港政府决定冻结公务员薪酬一年。

月薪九千聘清洁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楼市气势如虹,仿佛只升不跌。许多民众热切地投机房产,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小型住宅,轻易就被炒到两三百万港元。然而不久,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登陆香港。一时间楼市出现退订潮,新楼盘则割价求售,个别公司如八佰伴百货、正达证券和百富勤证券相继倒闭。做生意的日子不好过,打工仔的生活也不言而喻。

据统计,香港失业率自风暴前的2.2%低点,迅速攀升至两年后的6.5%历史新高。也就是说,足足多了14万人,与原来的7万名失业者在劳工市场上争夺“饭碗”。

尚幸保住职位的雇员也受影响,1996年以前员工每年加薪一成是常事,但现在绝大部分公司下令员工“冻薪”,并开始流行把“年终双粮”改为按业绩来厘定的“花红”制度。

而就在各个公司裁减人手、重组架构之后,留下来的员工忙得要命,正常上班时间从朝九晚五延长到朝九晚六,加班工作更是等闲,而且还不能指望加班费。无数打工仔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中环的商业大厦直到夜间仍灯火通明。用香港人自己的话来解释,反正这是一个“人揾工”而不是“工揾人”的年代,雇主不愁没有选择。

其中受损最重的是大学应届毕业生,不少人沦为“双失青年”(失学失业青年),就算侥幸获取职位者,亦不再是月入过万的“天之骄子”。相比起师兄师姐,他们入职的薪金被大幅砍掉两三成。这种情形到后来越发恶劣,一样的才干,薪水只能拿到师兄师姐们的五到七折,不少人甚至要“纡尊降贵”,去跟中学生争抢饭碗。

然而,就在大家都为生存环境恶化而艰难支撑时,公务员的薪酬却没受到太大影响。公务员的薪水与市场比较本就“高人一等”,而政府按照薪酬架构标准招聘新公仆时,也是用同样高出一截的薪水来聘任。如此一来,薪酬水平跟公务员挂钩的香港大学,曾计划以月薪9000多元聘请一名清洁工人,而这比刚毕业的大学生挣得还要多!消息传出之后,各方哗然。

公务员工资占财政支出六成多

香港金融风暴后,各行各业的薪酬莫不受压,唯有公务员不受影响。香港民众视其为当下唯一“优差”,在他们看来,“衙门”内人人捧着“铁饭碗”,不用害怕突然被老板炒掉,退休后还能每月领取退休金,直到老死。对此,公务员也曾反驳称,经济腾飞时,他们晋升的机会比外界少,薪酬也比不上私人公司……

不管谁是谁非,香港公务员薪酬触发了社会激烈讨论。而一向喜欢大呼“狼来了”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也趁机有所行动。他在香港经济还未达到最恶劣境地时,就大力推行“资源增值计划”,即仿效私企增加下属工作量,借以省下每年数十亿元的开支。

1999年3月,香港政府开始施行公务员体制改革,曾荫权在当年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暂时冻结1999至2000年的公务员薪酬。这一行为立即激起了公务员群体的不满,5月,香港连续几个星期发生上万公务员大游行,反对政府的改革措施。他们声称,暂且不提政府推行部门公司化等举措是否合理,单是其冻结薪酬、削减福利和津贴的做法,就明显言而无信、让人齿冷……

由于此时香港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的迹象,而公务员薪酬及福利就占了财政支出的六成以上,再加上普通民众对于目前的“贫富不均”颇感不满,社会上民怨四起。因此公务员改革虽然争议较大,却又不得不推行。6月8日,香港政府决定冻结公务员薪酬一年。4位公务员评议会的职方代表见事情不可更改,大方表示接受政府安排,以与市民共度时艰。

其实这时公务员对形势还抱有极大希望,公务员事务局首席助理局长阎瑞华强调,“目前冻薪是因为经济低迷,是非常特殊情况,下年度政府会根据一贯的机制检讨薪酬”;而香港第一标准薪级评议会主席陈长义则敦促政府,应考虑在次年经济好转后,追补中级公务员原有薪酬的0.84%加幅。

“薪酬应再冻结一年”

当香港经济处于衰退之时,全世界正在憧憬着“新经济”的美好前景。香港特首董建华也把希望押在了众人追捧的科技行业之上,开始大力筹建“数码港”。

然而就在跨世纪之际,李嘉诚旗下的和黄集团以1000多亿元的高价卖掉英国流动电话网络Orange,之后香港人的神经被再次挑动了:他们忘掉了不久前地产泡沫的惨痛经历,亦无视本地科技研发的实际,大伙儿争相嚷着要搞科技、设网站,并乘机上市捞钱。

可惜不到一个月,美国科网热宣告幻灭,香港也再次坠入经济萧条的深渊。短短数年之间,人们就经历了两次泡沫破裂,悲观绝望笼罩了全城。更加糟糕的是,此时政府财政赤字也越发明显。政府为了缩减开支,不得不再次向“公仆”薪酬动刀。

2000年5月,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林焕光宣布,“经考虑过所有有关因素,我们认为公务员薪酬应再冻结一年”。公务员对此反应激烈,事实上由于经济恶劣,一众“公仆”不免会有失业减薪的恐惧,他们害怕因为改革打破“铁饭碗”,自己再难找到薪酬相若的工作。

同年7月9日,上万名公务员在下午4点从中区遮打花园出发,沿途手持标语、高喊口号,游行到政府总部。他们到达政府总部后,宣读请愿信,要求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一人一信的方式,对所有公务员做出回应,恢复公务员的信心。这次抗议声势浩大,让香港特首董建华颇有些“骑虎难下”。

就在激烈的抗议声中,董建华的公务员改革只是轻敲了几下“铁饭碗”,终未能下去“重手”。由于两次遭遇经济泡沫,香港政府最后迫于财政压力,决定于2000年起实施“强积金”计划,并降低公务员起薪、缩减公务员队伍,但其薪酬偏高的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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