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4日 经济学家汪尧田逝世

2021-09-13 16:10 · rilila.com

2006年5月24日(农历2006年4月27日),经济学家汪尧田逝世。

图:汪尧田夫妇

汪尧田(1918- 2006),男,1918年11月生于安徽省全椒县。著名经济学家。因病于2006年5月2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

人物生平

1940年考取重庆大学商学院,师从著名经济专家马寅初、张志让和前任复旦老校长陈望道,1944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获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194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世界贸易专业博士学位。

新中国诞生前夕,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汪尧田毅然中断学业,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之后长期从事外贸管理和外贸教学科研事业,为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81年10月起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6年,与中国政府申请"复关"同步,当时已年届七旬的汪尧田在上海外贸学院建立了"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创办了全国唯一专门研究多边贸易体系的专业刊物《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曾负责草拟新中国第一个进出口贸易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出版了近20多本专著,发表各类文章200多篇,在探索国际贸易理论和研讨我国对外经贸方面作出了贡献。近20年来,他担任主任的研究中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承担了多个国家级世贸理论研究课题,编著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期刊。他带领学生编写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一书,被誉为在中国普及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理论和实务知识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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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尧田1918年出生在安徽省全椒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上多为诗书传家的饱学之士,祖父汪文鼎,民国时期出任地方财政局长;大伯父汪开栋留学日本,与董必武同学,回国后任芜湖县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安徽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

也因为这个缘故,滁州市政协派我几次赴上海采访了汪尧田先生。汪老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得很清楚,三叔祖父汪文绶家大门前挂有“进士及第”字样的大红灯笼,还有面积颇大的“南园”,那里常有诗人墨客相聚唱和。汪尧田启蒙时,已家道中落,无力供养教书先生了。1935年,陶行知推行教育救国活动,汪尧田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学校任校长兼教师。抗日战争转变了汪尧田的命运,1937年日军侵华,很快攻陷南京,汪尧田携家人到重庆躲避战乱。

1946年汪尧田在亲人们的祝福声中登上了赴美的邮轮。

不久,汪尧田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硕士学位,他的学术论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1947年,他又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研究生院,攻读世界经济学博士。在这期间,正值国际贸易组织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3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他的指导教授是当时的参会人员,正在研究世界经济的汪尧田也就从此时开始,深入研究起了关税、贸易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与之结缘一生。

1949年上海解放,汪尧田接到了张志让教授的来信,信中告诉他,新中国急需外贸人才,他希望汪尧田立即回国。汪得此信,立即启程。

1949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前身)正式成立,汪尧田作为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优秀人才,被选调到贸易部国外贸易司工作,并很快被任命为贸易管理处副处长。

1950年贸易部党组决定,以国内贸易司为主,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带有全局性的《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汪尧田是起草小组的执笔人之一。当时由林海云司长主持领导这一工作,汪尧田等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法规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的建议受到了充分的肯定。近一年后,先后经过三次大的修改,《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于1950年12月由政务院公布实施,奠定了我国对外贸易法规的基础。从此时开始,我国外贸实行了统一管理制度和中央政府的集中领导,结束了建国初期对外贸易分区立法和分散管理状态。

1955年,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在会议期间,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要与新中国政府订立有最惠国条款的贸易协定。由于近代以来,中国被迫与各帝国主义签订过许多不平等的“最惠国”条约,因而中国代表团对这一提议心存疑虑,不知是否应该和印尼签订这一协定,于是便急电国内询问,要求了解“最惠国待遇”的实质,以便定夺。这一问题由当时外贸部副部长转到了汪尧田这里。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研究关贸总协定的汪尧田立即将国际遵循的惯例及其它情况,赶写出了10万字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引证了世界各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它的来历和平等内涵,并分析了清政府如何导致当年不平等条约的产生。他认为,现在中国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平等的地位上,完全可以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签订含最惠国待遇的平等条约,这样有利于扩大出口,降低关税。

时过不久,传来了我国在万隆会议上与苏联等国签订了具有最惠国条款的双边贸易协定的消息。此后我国陆陆续续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签订了含最惠国待遇的双边贸易协定。从今天看来,可以说汪尧田那10万字的报告,揭开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贸易伙伴关系新的一页。

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汪尧田1958年又编著了《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一书,书中他就涉及关贸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他写道:最惠国待遇是产生于古代的一种体现平等待遇的要求,但清朝政府由于fǔ败无知,把它变成了“不平等条约”。美国在1844年与清朝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中,规定的“机会均等”也就是最惠国待遇。但这里面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第一,最惠国待遇本来是贸易待遇,美国人却把它变成了一切问题上的待遇;第二,只是清政府给美国优惠,美国却不给清政府优惠,所以成为了不平等条约。他在书中引用的实例和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研究关贸总协定的大门……

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中文简称世贸组织)正式诞生于1995年1月1日,它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中文简称关贸总协定)。实际上,1947年10月30日,中国政府就签署了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的最后文件,这次大会创建了关贸总协定。1948年4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并从1948年5月21日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当局非法退出了关贸总协定。长期以来,由于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等一些国家对关贸总协定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新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大相径庭,加之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对我国的对外贸易进行禁运和封锁,使新中国与国际经贸组织的联系中断,也使新中国对关贸总协定缺乏应有的分析和了解。因此我国政府在较长时间里,对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席位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表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见成效,中国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主要大国之一,当时出口占到了第9位,进口居第11位。此时世界格局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需要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也需要中国。很显然,没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参加,这一组织毕竟是不完整的。为此,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的钱嘉东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递交申请,正式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方地位。

对于中国申请“复关”的决定,国内和海外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国内有人担心“复关”将会导致一些国有企业破产造成失业,为此中央召开了三次正式的会议,邀请中外专家进行研究和论证。汪尧田三次均被邀请出席会议。

在会上,汪尧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明确地提出了“复关”会给我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第一,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引进竞争机制。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参加竞争,可以给我国的企业带来压力和活力,使产品升级换代,登上新台阶。第二,国内市场要与国外市场接轨,生产要走国际化道路,打破内销外销的界限,走出国门搞跨国企业、跨国经营。第三,要淘汰落后的产品和企业,对落后的东西不能保护,越保护越落后。要和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去比,去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第四,要适当扩大出口自主权,不能像过去那样搞阵地战,要四处出击,像香港、台湾那样把出口搞上去。因此他认为,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加入GATT导致经济垮台的。只有走“复关”之路,中国经济才会有振兴的契机。

也是在1986年,我国的外经贸部等政府部门决定,对GATT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季崇威,原外贸部副部长、中国“复关”首位代表团团长沈觉人等专程到上海与汪尧田进行了座谈。此后不久,上海市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1995年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简称WTO上海研究中心)。从此,汪尧田这个名字便和中国“复关”、“入世”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开始逐渐为世人所知。

在他主持下,WTO上海研究中心召开了十余次大型国际研讨会,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中国历任“复关”、“入世”谈判首席代表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龙永图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企业界、金融界、新闻界和学术界数千人次参加,这些研讨会的召开,影响深远。在宏观上为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和参考建议,在微观上对企业应采取的经营策略提供了咨询。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对帮助我国各界了解世贸组织的规则,坚定“入世”信心,做好“入世”准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接受经贸部的委托,1995年汪尧田主持翻译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本》为国家和整个华语社会填补了空白。此书为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尽快掌握并深入研究有关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岚清在上海的一次报告中说:“研究中心的工作做得很好今后要继续加强”,又说,“我希望大家读汪尧田关贸总协定的书,才可以了解关贸总协定是怎么一回事。”同年,汪尧田又主编了《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当时吴仪同志欣然为之作序。

从1989年6月到1992年2月,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复关”谈判陷入了低谷,汪尧田仍坚持不懈地为“复关”做着普及和宣传工作,直到1992年中国“复关”重开谈判,为“复关”而转动的整个系统又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了。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这一天,中国很平静、很坦然。然而对国家、行业和个人而言,很多深刻的变化就会从这一天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走上国际规则的轨道,融入国际法制,接受世界各国检阅,这平静和坦然反映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大国,它会对世界与人类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这一天,汪尧田得知这个消息,从容地说:“我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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